中国式代工，世界IT火种源

几乎完全复制于台湾省的代工模式，同样造就了内地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Made inChina”的IT产品经中国内地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地。

正如欧美企业当初所看中台湾省的潜力一样，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原本扎根于台湾省的大型IT代工企业纷纷内迁到沿海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借助世界上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人群，它们轻易地克服了在台湾已经凸显出来的人力成本矛盾，实现了产业链传递的第二次繁荣。相关数据显示，1995年台湾省的电子信息产业有70%以上的产品是本地制造，但这个数据仅仅到2000年就下降到了53%，到2010年更是跌到了20%以下。相反，对于内地来说，电子电脑产品的生产比例从1995年的14%上升到了2000年的32%，5年时间就有着20%的高速增长。在数年时间内，随着代工企业内迁的基本布局完成，在内地形成了“北研发，东、南制造”(指北京主要为各大企业的研发与营销中心，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域为制造基地)的IT产业发展纵深格局。而中国内地也正式成为继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省之后的新的“世界制造工厂”。

毫无疑问，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中期这10余年时间的空前繁荣发展，与以代工为主的众多台湾省企业的迁移有着直接联系。而IT代工企业从台湾省内迁到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成百上千万的就业机会，更带来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

对台湾省IT代工制造产业来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整个产业结构的分工已经非常精细。而精细的分工不但有助于降低IT产品制造的入门门槛，而且对企业来说也可以极大地提升生产效率。这样就将本属于高精尖科技的IT制造业大大简化，以标准流程化的制作分工将IT代工制造变成了与传统制造业难度相当的生产过程。虽然分工细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利润的细分，但分工合作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却各自降低了IT代工企业及其下游厂商的生产成本。“IT代工企业+配套供应商”成为了一个整体，以其独有的成本优势在电脑制造行业内会获得更大的份额，而这种独有的优势也造就了台湾省IT代工制造业的“集体”现象。

正是这种由于细致分工导致的“集体”模式，台湾省的IT代工企业在实现从台湾向内地进行生产的战略转移时，对其下游供应商存在着极大的依赖性。单一企业的战略决策后必然演变为一连串关系企业的联动转移。当一家知名IT代工企业落户珠三角或长三角地区时，其配套企业往往会很快聚集在其周围。这种群聚现象对于当初经济亟需发展的内地经济特区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知名IT企业台达电子在落户东莞时，一家企业就带来了25家配套企业。而到2001年时，仅广东省东莞市生产的电脑配件就已经占据了全球电脑配件70%左右的份额。内迁的台企将台湾省的成功模式嫁接到了新的经济腾飞区，带动了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走上了当初台湾省经济发展之路。

从地域的区隔性来看，台湾省IT代工企业在向内地的迁移中，具有非常明确的地域分工趋势。

不断上涨的低工资让诸多代工企业不堪重负

纯粹的代工生产制造及其配套加工企业几乎都集中在以深圳和东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如深圳的富士康，东莞的康舒、台达、光宝等。而以苏州为核心，包括昆山在内的沪宁一线经济特区，主要集中了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并带有研发中心性质的IT代工、制造企业。较为典型的代表就是明基、华硕、广达、仁宝以及力捷(全球大扫描仪生产厂商)等。尤其是苏州新工业园区在1997年落成的明基工业园，已经成为了明基台湾省本部之外的大研发中心。

较为特殊的是上海和北京，在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城市几乎没有IT代工企业的直接制造工厂，它们在台湾省IT企业的内迁布局中已经超越制造业，上升到了运营和业务中心的地位。而几乎所有的知名IT代工与制造企业，都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办事处或分公司。

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一直持续到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前后，珠三角与长三角的IT代工企业们压力陡增，此时不但面临着订单的缩水，他们还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台湾省面临的成本压力，已经在内地非常明显地浮上了台面，一个迫切的问题也引发了众多IT代工企业的思考—下一个出路，在哪里？

向左走，向右走：中国式代工的未来

继2008年～2009年金融风暴之后，中国内地，尤其是东南沿海城市，纷纷发布了低工资标准上调的政策，曾经遍地皆是的内地廉价劳动力人群正变得不再便宜，而且这种涨薪的趋势还在继续。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大优势——成本，正在逐渐丧失其独有的“魅力”。人力成本的上涨就像一座大山压在了无数IT代工企业的头上。在经融风暴之前，担心的是拿不到订单，但在金融风暴之后，订单如雪片飞来，甚至相比之前还有上涨，但是众多的IT代工企却非常无奈地发现——订单越多，竟然亏得越多。在上涨的成本压力之下，中国式代工的产业链条业已徘徊在十字路口，向左走？向右走？中国式代工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加薪之后的)第一个月，我大概算了一下工资，可是当我报上去之后，老板吓了一跳，叫我赶快核算一下成本。”东莞某电脑配件代工厂的财务负责人张小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对于我们这种纯粹代工制造的企业来说，基本工资上调的影响非常大，加薪之后基本就直接失去了0.5%到1%的利润，对于本身只有2%左右利润的代工企业来说，这真的是致命的。”张小姐的话语中表露出了对代工企业目前生存现状的深深无奈。

成本的上涨与利润的下滑，大约20年前台湾省代工制造业所面临的问题正在以珠三角为典型代表的祖国内地上演，甚至有经济学专家预计，如果无法找到更好的出路，珠江三角地区的代工制造业将会倒闭60%以上。IT代工业再次走在了生存的拐点，这一次，中国式代工的路应该如何走下去？

这其实是一道向左走，或向右走的选择题。而摆在各大企业面前的，不外乎两条出路：第一是在创新制造与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坚持代工之路，第二则是果断转型，综合自身的经验技术，从代工向品牌发展。

向左走，中国式代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不愿舍弃多年积累下来的代工产业链的客户关系，不愿直接与现有客户竞争。”相当一部分代工企业，尤其是处于代工产业链顶端的龙头企业，如鸿海集团、广达、仁宝等公司，纷纷做出了向左走的选择。

向左走的选择首先就要解决日益上涨的成本问题，而对于沿海地区人力成本的上涨来说，好的解决方法无疑就是继续内迁——往人力成本相对更低的内陆地区迁移。富士康先后在山东、湖北、湖南、重庆等内陆地区投资建厂，并果断停止了深圳总部的招工计划，计划陆续搬离深圳，迁往内陆城市。显然，相比沿海地区更低的低工资标准，恰好能作为下滑的利润与上涨的成本的佳缓冲剂，以此摊薄成本，寻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抑制成本上涨的另一个法则则是扩产。“成本上涨30%，我就多接30%的订单，整体来看我们的业绩就不会有太大的下滑。”鸿海集团掌门人郭台铭面对媒体关于成本上涨与富士康的未来的质疑时，豪言万丈地表示。不过，这样的豪言也只有鸿海这样的巨无霸企业才有底气说出，而对于众多的中小型代工企业而言，更多的思索不在于多接订单，而是如何解决伤脑筋的成本控制问题。

除成本控制之外，自主的研发实力很可能也会成为今后IT代工企业生存与否的分水岭性质的标志。在我们看来，IT代工企业必须建立以研发设计与创新价值为主体的新型代工模式，并逐渐积累自己的原始竞争力，以自有知识产权为主题建立新的代工市场，这才是中国式代工产业的未来所在。单纯的OEM已经不能满足现时的需要，而单纯地以成本控制为主要
目的代工产业，在未来一定越走越窄。即使中国内陆城市能满足代工制造业10年内的成本需求，那10年之后呢？只有从纯粹的OEM走向纯粹的ODM甚至是以自身实力为客户做原始设计，这样的代工制造方式，才能避免低价值的重复式劳动，延续中国式代工的兴旺，并将更多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向右走，从OEM到OBM

转型！在每个生存拐点到来之时，任何一个企业都会自然地生出这样的念头。其实，早在这次代工企业危机到来之前，已经有了不少从OEM/ODM代工转向OBM(自主品牌生产)的成功案例。明基在创建自主品牌之后的数年内就在全球打响了知名度，航嘉从OEM转向自主品牌的第四年就登上了国内同类产品销量第一的宝座，雷柏从OEM代工到自主品牌国内第一甚至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这些转型早，做得成功的企业完全值得现在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的IT代工企业们学习借鉴。毕竟在多年的市场打拼中，IT代工企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专业制造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即使核心技术仍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但只要能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从内向外，走向品牌创新之路，打开内地和海外两个关键的消费市场，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小。尤其是对于来自台湾省的诸多IT代工企业而言，当面临第一次代工产业拐点时，台湾省过小的市场不足以支撑自由品牌的发展而导致它们仍坚持代工之路并转向内地。那么在这第二次生存拐点到来之时，面对广袤宽阔的祖国内地市场，在技术实力的基础上坚持针对内地市场的自主品牌建设，谁又说一定不会成功呢？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这不但是一盘事关企业可持续发展前景的棋局，更是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博弈。前进，原地踏步，或是就此倒地不起，中国式代工产业的前景也许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就会有定论。不管如何，我们都希望这些为内地经济繁荣带来直接影响的IT代工企业能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之下，安然度过第二次危机，让中国式代工重新屹立在世界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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