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代工，世界IT火种源

从欧美到我国台湾省，从台湾省到内地沿海地区，再从内地沿海地区逐渐挺进西南、西北等内陆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于台湾省的中国式IT代工模式，跟随人力成本控制这根魔术棒的指挥，在世界IT产业经济链条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世界工厂”，这到底是对中国式代工企业对世界IT产业做出杰出贡献的肯定，还是对中国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变相判断？中国的IT代工产业作为世界IT经济链上的重要一环，正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尽管目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困境，但这绝不是终点……

IT产业火种源：中国式代工的兴起

20世纪70、80年代，尤其是在IBM PC诞生之后的80年代初，计算机慢慢走向消费级市场时，欧美的IT制造产业就已经攀升到了其所能承受的制造成本的极限，经济上的腾飞与人工成本的上涨使得众多欧美企业将生产制造地转向了人力成本更低的亚洲。

在这IT经济链的第一次传递过程中成就了一个以台湾省为典型代表的IT产品生产与制造基地。这种凭借更低劳动力成本为IT厂商提供生产与制造服务的模式，就是IT产业经济链条上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代工。

在欧美IT企业迫于成本压力而转向亚洲寻求更低生产成本之路时，台湾省的代工企业的想法相对比较“单纯”，他们需要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朋友，而且绝不成为敌人。他们不做自己的品牌，潜心为国际IT企业提供贴牌代工服务。

很快地，伴随着成本因素的影响，欧美企业的代工订单几乎全都洒向了我国台湾省，而逐渐减少了与日韩企业的合作。与台湾省代工企业的合作，让以美国为首的欧美IT企业建立跨国生产体系找到了佳支撑点，并与台湾省的代工厂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

从此以后，以IT产品为主要代表的台湾省代工行业发展日益蓬勃。到1995年左右，台湾省顺利成为了世界第三大的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基地，IT代工模式让台湾省经济实现了腾飞，台湾省的工业化之路顺利展开。当时，台湾省的代工企业为欧美等IT企业生产的PC相关产品，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随着代工产品种类的增加，代工层次也逐渐从低级的来料生产、装配发展为整机OEM/ODM的模式。而台湾IT代工业的迅猛发展，也同时成就了鸿海(富士康)、广达、仁宝、台积电、联电等一个个代工业界的“航母级”企业。

当然，没有任何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会是一帆风顺的，今天的大型代工企业无一不是经过了艰辛的发展历程才走到今天的地步。有这样一家知名的代工企业，它是依靠做注塑成型件起家，初的规模仅有一台注塑机。靠着这位企业领袖的长远目光和非凡毅力，这家小公司慢慢做大，逐渐在台湾省有了一些名气。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PC的迅猛发展，这家企业开始涉足电脑领域，当时这位董事长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一定要拿到欧美客户，尤其是当时电脑巨头康柏的订单！为了这个目标，这位董事长自己驾车几乎跑遍了美国的每一个州，住着10美元一晚的Motel(汽车旅馆)，终拿下了30多家客户的订单。而对于当时的电脑巨头康柏来说，这家代工企业只不过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而已，康柏甚至对主动上门的董事长“Say no”。但是他没有气馁，而是想到了一个非常疯狂的点子——他就在康柏总部大楼的外面租了一间小厂房做模型，每次康柏有新机型研发消息出来，多三天之内，在这个小厂房外就能摆出新机型的模型。这种疯狂的举措让康柏再也不能忽视其存在，终于与之开始接触，并展开了深入的合作——一直到今天(康柏被惠普收购)。而这家当时的小代工企业也凭借自己的毅力和康柏的订单逐渐成长为代工业界的大佬，它就是鸿海集团，而这位董事长，就是鸿海集团的掌门人郭台铭。

流水线生产与标准化的作业程序，尽管简单而繁琐，但正是这种程序化的代工模式促进了台湾省经济的第一次腾飞。经历数代技术变迁的SMT贴片机更是台湾省IT代工产业的佳见证者。

有着同样经历的还有世界知名电源代工企业康舒。1982年，当时急于在代工领域证明自己实力的康舒找到了巨人IBM，希望能从IBM拿到电源代工的订单。但IBM认为当时的台湾省不可能有足够的技术实力，很难达到他们的要求。“为了拿到订单，我们潜心做了两年的研发，就为了让自身的技术水平达到IBM的要求。”康舒科技第一事业本部副总张久利回忆起那段时光也不无感慨。初IBM给康舒提供订单的模式是OEM，康舒只需要保证制造品质，相当于尝试性地给康舒一个机会。不过康舒很聪明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与IBM的合作过程中，康舒在制造品质的水准上逐步达到了IBM的要求，而IBM终也认可了康舒的实力，结成了长期业务合作伙伴的关系。

正是凭着这股不服输和不屈不挠的毅力，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成就了一大批大家耳熟能详的从代工起家的台湾省知名IT企业，鸿海、华硕、宏碁、广达……它们从小做到大，甚至进入了世界500强企业的殿堂。

到了20世纪90年代，腾飞的经济让台湾省的人力成本飞速上涨，这就迫使代工厂们开始思索今后的出路。其实要摆脱困境也无非是两条路可走——一是开源，二是节流。在这第一次台湾省代工企业转型的十字路口，部分企业优先选择了“开源”的办法，从OEM/ODM转向自创品牌，在另一番天地中进行打拼，其中的典型的成功代表当属华硕与宏碁。而另一部分厂商，在十字路口选择了“节流”，这些代工企业们保持了自身OEM/ODM的纯净性，转而思索如何更好地降低制造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很快，众多的台湾省代工企业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瞄向了一个尚在工业制造萌芽阶段的新地域——祖国内地，那里将是释放成本压力的佳选择。

扎根三角洲：中国式代工的繁荣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风吹遍中国，中国内地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大量的农村人口从传统的埋头务农中解放出来，涌入东南沿海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形成了世界上大规模的廉价产业工人群。

优厚的招商引资条件，低廉且丰富的人工成本，这两个条件使得国内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迅速吸引了台湾省众多IT代工企业的目光，这无疑是台湾省以代工为主的低端产业链的佳转移对象。而且随着国家经济特区政策的不断出台，慢慢地在长江流域沿线的投资热点地域都有着类似于政府规划的“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苏州工业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珠江三角地区试点之后的招商经济特区被几乎一成不变地复制到了长江流域，从而在内地形成了“珠三角”与“长三角”两个集群式的招商经济特区。也正是这种政府直接参与的开放模式，使得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的政策优势非常明显：更稳定、更实惠。于是，对于20世纪90年代正思考如何转嫁或消除日益提升的制造成本的台湾省代工企业来说，在这种“优惠政策”的牵引下大举迁入祖国内地市场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改革开放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好比打开财富宝箱的钥匙，成为众多代工企业的追逐目标。富士康就是其中的先行者。图为富士康的工厂。

1988年，富士康率先在深圳建立第一个生产工厂；

1994年，全球大电源代工厂康舒落户东莞；

1996年，全球大的笔记本电脑代工厂之一的仁宝电脑落户昆山，并随之规划了三期工业园建设计划；

1999年，全球大的代工企业鸿海集团的深圳龙华制造基地落成，鸿海(富士康)正式将制造基地全面迁入祖国内地；

2001年，全球大的笔记本电脑代工厂广达集团的“上海制造城”建成；

2006年，广达“常熟制造城”建成；

……

“当时我们认为未来台湾省的人力将无法应对全球范围的产品需求，无论是产能需求还是成本需求，我们都必须将制造基地迁到内地。”康舒科技第一事业本部副总经理张久利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台湾省代工企业所面临的主要难题。而内迁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佳方法。